什么样的群体最能反抗
先直接说结论，有组织资源的群体最能反抗。
下面通过三个方面来详细说明：
- 历史中人民的反抗与顺从
- 中国什么地区的人最能打
- 中西方的游行示威
1.历史中人民的反抗与顺从
因为影视作品和意识形态的影响，我们总以为在暴政面前，只要有一个人站出来登高一呼，身边的人听到后就会热血沸腾，然后出来反抗。相信稍微有点社会经验的人，都知道这不过是一厢情愿的想法罢了。如果你站在法西斯横行的集中营，你大喊一声我们一起反抗暴政，绝不会有人跟你造反。
反抗最基本的单位是组织，不是个人（重复强调一下，是组织不是个人）！以组织为依托才有反抗的能力，反抗的个人同时也是组织之中的个人。这是现代社会强调结社自由的根本原因。我们的社会常常会谈到个人自由、言论自由，但不知道为什么结社自由的讨论一直以来都是边缘化的。
我们能看到恐怖组织可以排队枪毙比他们人数多很多的战俘，哪怕知道自己马上就会死，也没有人去反抗，都是老老实实排着队去死（古代坑杀平民时也是同样的现象，比如我们都知道的南京大屠杀、扬州十曰、嘉定三屠）。因为别人反抗我可以沾光，我反抗马上就死，就算谁都不反抗，我还能多活一会。但是如果他们之间事先有串联谋划，那效果就完全不一样（比如一人答应另一人，我可以完成你的心愿可以给你后代资助，比如其中名望高者制定九死一生的计划，那么就会拼一把）。
所以在民间组织资源稀缺的情况下，统治者越暴戾统治就越稳定，在这种情况下，由于被统治者没有任何选择，他们就会倾向于认为统治者拥有一切，自己反有的一切都是拜统治者所赐，他们不但不会反抗，反而会对统治者感恩。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斯特哥尔摩综合征。
在民间组强资源丰富的条件下，统治者的暴戾会引起反抗，一般形式有宗教，宗族，政党，帮会等。
一个合格的暴君，懂得统治国家最重要的任务，是要消灭民间资源，保证统治集团的组织系统处于绝对垄断地位。
我们长久以来，有一个美丽的谎言，“得民心者得天下”。什么人真的会得天下呢？只有那些有极高组织动员能力的人，能最大限度汲取民间资源财富的人，才能得天下。动员效率越高就越能支持战争，才能耗得起。动员能力和你对百姓好不好没关系，和百姓的反抗能力有关系，最大限度压制人民，瓦解诸如宗教宗族一类民间组织形式，使得百姓都变成一般散沙的个人，商鞅说得“国强民弱，国弱民强，有道之国，务在弱民”。秦之所以灭亡，不在于他对百姓多残暴，在于它没有彻底瓦解山东旧贵族的势力。
其实在我们在中学时感觉到的校园霸凌，也是可见一斑。被霸凌者并不是瘦弱无力，往往是人际关系差的同学；霸凌者也并不是孔武有力者，而是组织动员能力强的同学。
2.中国什么地区的人最能打
在我们的印象中，应该就是东北人了。
以前不好说，最近几十年是可以这么说的，东北人更爱打架，但完全不等于战斗力强。
我们很容易观察到，越是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居民，陌生人发生口角，越是倾向于以各自讲理方式争取围观人群的同情支持，而小城镇或农村居民，则更倾向于展现其家族牛逼对方家族弱逼。
东北多出暴力团伙，通常被认为“民风彪悍”，而且逻辑上也颇能自洽：今天的东北社会，形成于近世的大规模自发移民，它相对于官方组织的有序移民，更容易形成类似丛林法则的民风，谁的拳头硬，谁就能圈占更多资源。经过大规模国企改制的东北，今天的社会结构，早已不是盛产暴力团伙的温床，虽然中国人的心目中，东北人依然是战斗民族，实际上城里年轻一代完全是温和的一代人——东北是中国生育率最低的地区，独生子女的东北人与传说中的东北人是两种不同的人类。
有意思的是，如果我们搜索“群体性事件”、“械斗”等类似关键词，会发现传说中民风彪悍的东北，几乎找不到几场有规模的群殴械斗，占满整个屏幕的，却是看似柔弱的华南地区。
如下新闻事件，在东北是难以想象的：
2009 年的海南东方 3.23 事件**，**因为对一起学生打架事件的处理结果不满，当地两个村的村民一天之内打砸烧毁了镇政府和派出所。事件发生后，市政府立即派遣一百二十余人组成四个工作组，深入村户做群众思想教育工作。但第二天这两个村就爆发了千余人的大规模械斗，直到警方出动了同等人数的公安、武警才使群众纷纷表示情绪稳定。
东方市的领导还算幸运，因为他们碰到的不是广东汕头莲塘片区的村民。2014 年 7 月，莲塘的几个赌徒被民警抓获，为了逼派出所放人，村民们不仅围攻打砸派出所，而且还在两个月后攻陷了市委，大肆殴打工作人员。更夸张的是，他们还曾经挟持值班民警游街 13 个小时，并放出话要烧死民警。
中国社科院法学院研究所发布的《2014 年中国法治发展报告》印证了南方人的实力：2000 年至 2013 年全国百人以上的群体事件中，华南地区占 36.6%，其中广东省更是以 267 起、占总数 30.7%拔得头筹。与之相比，东北三省加在一起只有 27起，是广东的十分之一。
宗族的力量
中国因为大家都知道的原因，宗教、政党、帮会的组织资源一直是被盯得死死的。而且宗族阴差阳错的开了个小口子。
华南人民为什么这么强？
与华南农村的轰轰烈烈相比，北方农村则显得平静得多，因为他们缺乏强大的战斗传统文化——宗族械斗。
宗族械斗早在明朝就已出现，到了清朝，福建漳泉地区和广东潮汕地区成为频繁械斗的战场。争执的原因大都鸡毛蒜皮，但械斗往往经年累月，惨烈程度远超一般意义上的群架。例如光绪三十三年，福建惠安县村民因赌债纠纷械斗，牵连大小两姓几十个乡，延续 3 年，死于械斗者达 160多人。光绪末年，福州长乐县的玉田、东渡两乡为争夺水源，械斗时间更长达 4 年。
漳、泉地区的械斗给清廷带来了巨大的维稳压力，雍正十二年，皇帝专门颁布诏书严禁械斗，诏书中提到：“漳、泉二府……历来为国家宣猷效力者，实不乏人。独有风俗强悍一节，为天下所共知，亦天下所共鄙。”
中国北方历史上迭遭战乱，并发生了数次人口大迁徙，而南方家族的血脉延续相对稳定，因此南方人的宗族认同远比北方强烈。时至今日，南方农村仍有大量的单姓村落，而北方农村绝大多数都是多姓氏混居。
除了更强的宗族认同外，农业生产的南北差异，也是宗族械斗主要出现在南方的原因。长江以北的主要农作物是小麦，对水利灌溉的依赖较小，除了特定时节，一家一户大多能独立完成耕作。而南方的水稻种植更依赖灌溉也更要求协作，血缘纽带因此更加牢固，为争夺水源和农田，各宗族也更易产生矛盾。而且，南方沿海地区人口远比北方稠密，宗族之间的生存竞争更加激烈。
连续数百年的残酷争斗，有些地方的军事化程度之高，甚至连正规武装都不是对手。民国十三年, 福建安海发生黄、颜、张械斗, 驻泉州北洋军阀孔昭同派兵镇压, 结果反遭村民武装反抗, 军队被打死 27 人。
1949 年后，中共首次实现对农村基层的严密控制，宗族制随之瓦解，长江以北宗族认同本不强烈，政治环境宽松后也再也没有恢复过来，但南方强大的宗族文化在1978 年后迅即死灰复燃。宗族械斗的频率和烈度也很快恢复到清朝的水平，规模甚至还要更大——械斗双方由不同宗族扩大到不同姓氏，有时还会拉来“相好姓”。
很多地方宗族械斗甚至演进出一套成熟的交战规则。譬如首先会在祠堂集体宣誓，然后统一着装手持各种冷热兵器进入战场，地点多限定在参战族姓的田界范围内，作战样式有田野对攻，有扼守工事的阵地战——有些地方土木作业挖掘的壕沟可宽达三米，深两米。
宗族械斗高发区都有一套完备的社会动员和保障体系：战死者会在祠堂内按烈士规格设祭后下葬，其家属子女及因械斗丧失劳动能力者由族中供养，参战主要成员若事后被警方追责，会有其他族人主动顶包，甚至替其服刑。
由于“同姓不通婚”，参与械斗的不同宗族姓氏难免彼此是亲戚，为此，械斗规则明确规定，一切服从宗族利益，战场上亲戚熟人照打不误。为防止有人下不了手，很多械斗都选择在晚上进行，有些更加谨慎的械斗者上场前还要化妆。
在广东人看来，今天最彪悍勇猛的无疑是潮汕人，但是，与喜欢在身上纹爬行动物的东北人不同，潮汕人看上去多是一副人畜无害的模样。他们一般不会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东北大哥一眼，就要“瞅你咋地”，但现今来说，他们才是中国相对来说真正的战斗民族。